10.29 梨泰院惨案市民对策会议 联合情况室主任李美贤独家专访
[苏万新闻=市民记者尹炳益] 本报于18日对“10·29梨泰院惨案”市民对策会议联合情况室主任李美贤（以下简称“李联合情况室主任”）进行了独家专访。
以下是与该联合指挥中心主任的问答内容。
记者：首先，请您先做一下自我介绍。
李·共同情况室主任：您好。我是10·29梨泰院惨案市民对策会议的共同情况室主任李美贤。
市民记者
尹炳益：好的，现在我们正式开始提问。
首先，能否请您说明一下从那场惨剧发生至今都发生了哪些事情？
该联合指挥中心主任：惨案发生于去年10月29日万圣节周末的晚上，此后经过对遇难者遗体的收殓工作，遗属们直到11月底才首次聚在一起。
众所周知，政府实际上一直阻碍遇难者家属之间的会面和联系，甚至不愿提供彼此的联系方式。
在此过程中，遗属们四处寻找彼此，直到11月底才终于相聚，并召开了要求政府查明真相、惩处责任人以及制定防止悲剧重演对策的新闻发布会…….随后从12月起，他们组建了名为“10.29梨泰院惨案遇难者家属协商会”的组织，至今仍在为查明真相而持续开展活动。 11月起，国会展开了国政调查。此外，国会还成立了特别调查委员会，警方也启动了特别调查本的调查。虽然调查一直持续到1月左右，但实际上几乎没有查明什么真相。
警方的特别调查组仅以“甩锅”的方式，将责任归咎于一线现场的警察，就此草草收场；而国会的国政调查，则因“国民力量”执政党人士的阻挠，以及政府方面拒绝提交资料、作伪证等原因，导致调查所能查明的真相必然十分有限。
因此，此后遇难者家属和市民团体认为，“必须对抗这种阻挠和妨碍查明真相的行为，切实查明真相”， 为了持续查明“当天为何未能实施救援”、“明明预见到会有大量人群聚集，却为何未制定人群管理对策”等问题，认为有必要成立特别调查委员会。 于是，我们发起了制定特别法的运动，旨在设立独立的真相调查机构——即特别调查委员会。 3月期间，我们以“真相巴士”之名，由全国各地区负责人带领，走遍全国各地，呼吁国民签署“国民同意请愿书”，请求制定该特别法；最终，4月20日，由183名国会议员共同提案，法案提交至国会。 然而，原本期待该法案能在6月由主管该事项的行政安全委员会通过，但连正式讨论都未能进行。为此，我们遇难者家属在国会前设立了静坐营地，甚至进行绝食抗议，敦促国会履行审议职责。 幸运的是，6月底左右，该特别法案被指定为“快速处理议案”，从而起到了推动讨论进程加快的作用。目前，我们仍在继续开展活动，要求行政安全委员会在7月对法案进行妥善审议。
记者：关于灾难发生前的生活与灾难发生后的生活相比，灾难发生后的生活发生了怎样的变化……
该联合指挥中心主任：我并非遇难者家属，而是民间团体成员，因此我能回答的问题似乎有些局限。
记者：是的，我正是考虑到这一点才提出这个问题。
李联合情况室主任：其实即使在惨剧发生之前，如果回顾“世越号”事件，今年恰逢“世越号”沉船事故9周年。 在“世越号”事件发生前后，那一年让我们真切地感受到，我们社会中“安全”这一价值竟被如此轻视，而如今，时隔8年，又发生了如此多民众牺牲的惨剧……其实，像我这样从事公民运动的人，一直怀着“我们的社会能再向前迈进一步，成为更安全的社会”的期待而开展活动，但意识到这一期待未能实现时，我感到非常沮丧……这真的不容易。 此外，对于我个人而言，梨泰院这个地方其实对我来说充满深厚的情感——毕竟就在一周前，我还曾去过那里的惨剧现场。在那片原本任何年轻人都能心怀期待、乐于前往消磨时光的空间里， 竟然会在首尔市中心这样散步时遭遇惨剧，这个事实至今仍让我难以置信。因此，我不禁思考：为了我们社会的安全，民间团体、政府乃至国会都应该更加警醒并付出更多努力。 在与遇难者家属见面时，起初我也难以直面这场惨剧，但看到家属们即便在这样的情况下，仍为了查明真相、恢复遇难者名誉而挺身而出，这让我也鼓起了更大的勇气。
记者：而且，听您刚才的回答，我不禁想到，虽然在梨泰院惨案中牺牲了大量年轻人，但如果说存在发生此类类似重大惨剧风险的场所，其实并不在少数。 例如，离我家不远的乐天世界等大型公共场所，特别是那些经常有幼儿和青少年前来游玩的地方，可以说是容易频繁发生挤压或踩踏事故的典型场所； 既然存在这类场所，管辖地方政府或中央政府本应早早采取强制措施，确保提前落实相关安全措施，即便现在也应该这样做——事实上，我一直都有这种想法。
恳请就惨剧发生后，政府及首尔特别市相关部门的应对措施中存在哪些问题进行说明。
李联合指挥中心主任：我认为，从灾难发生后立即展开的善后处理到后续的防灾准备，实际上都是一场全面的失败。 事发当晚的救援行动中，本应承担统筹职责的总理办公室等部门，既未设立能够切实履行灾害管理职能的机构，也未采取相应措施，而是任其自生自灭，导致现场混乱不堪。 不仅当天现场存在这种毫无对策、不负责任的措施，而且正如我刚才所说，此后还阻止遇难者家属之间相互联系，或者在事发后，李相民部长、国务总理、 执政党国会议员的言论，仿佛将责任归咎于遇难者，当天未制定人群管控措施的政府责任和警方责任却荡然无存，反而侮辱了前往现场的个人——即遇难者，并声称责任在于他们。 此外，政府至今仍未发表过一句像样的道歉，也未征询遇难者家属的意愿。事实上，政府曾在此地设立联合悼念处并设定“国民哀悼期”，却连遇难者的姓名和照片都没有，仅仅以“死者”的名义设立了悼念处。 政府还不断提及毒品调查，仿佛遇难者是因自身存在问题才遭遇不幸一般，通过这种方式侮辱遇难者，甚至发表了助长掩盖真相的言论。
虽然李相民部长甚至面临弹劾（记者注：弹劾起诉），但他灾难发生次日发表的言论却暗示，即便增派更多警力或消防人员，也无法阻止这场灾难。 警察和消防人员存在的意义本就是为了守护国民的安全与生命，却声称即使增派了本应部署的人员也无法阻止惨剧，这实际上是一种极其不负责任的态度，恐怕只是出于对责任将归咎于自身的防御心理……我猜想大概就是这样，但这是一种极其不负责任的态度。虽然宪法法院即将对弹劾审判作出裁决，但如果将国民的生命和安全托付给这样不负责任的人，今后即使再次发生惨剧，国家也会置之不理，对国民的生命漠不关心， 这无异于让国民只能自生自灭。因此，我认为必须对李相民部长启动弹劾程序。虽然政府存在这种不负责任的态度，但事实上首尔市政府也难辞其咎。 事实上，不仅在梨泰院，万圣节当晚出来参加派对的人群不仅聚集在梨泰院，在弘大、江南等多处也都有大量人群， 当时首尔全市范围内如此大规模的人群聚集是否得到了妥善的安全管理，其整体统筹责任理所当然地在于首尔市政府。尽管如此，首尔市政府并未履行这一责任；虽然时任市长以“正在海外出差”为由，言谈间仿佛能免除责任，但我认为其绝无可能免责。 因此，原本为伊泰院惨案遇难者设立的悼念处最初设在北沙坪，后来在惨案发生约100天之际，我们将其迁至此处。事实上，吴世勋市长曾在国会会见遇难者家属时承诺，将不遗余力地提供一切支持。 然而，当我们就将悼念场所迁至首尔市中心附近一事提出支援请求时，吴世勋市长却断然拒绝，反而用围栏将广场围起来，直接下达了禁止设立悼念场所的决定。 我们别无选择只能来到这个广场，这一过程中，呉世勋市长的欺骗与漠视也是重要原因之一。 尽管如此，目前使用该广场的帐篷共有4顶，首尔市政府现已要求（我方）就这4顶帐篷支付相当于两个月租金的2900万韩元赔偿金。 鉴于（我们）来到这里已超过4个月、5个月，预计这笔金额实际上会逐渐增加。首尔市政府既未能切实履行自身职责，也没有真诚地公开为那些因政府失职而丧生的遇难者设立的悼念空间等设施， 却对悼念处施加如此过度的惩罚性赔偿，这只能被解读为旨在打压悼念热情，压制想要悼念的遗属和市民，并试图阻挠相关活动。 因此，关于这一点，如果首尔市政府对这些牺牲者的牺牲和死亡真的有一丝惋惜之情，哪怕有一点点想要安慰遗属、与他们同在的心意，我认为这种态度是完全说不通的。
记者：看来可以认为，首尔市政府某些部门的某些应对措施中，完全缺乏同理心了……？
该联合指挥中心主任：我并不想用“同情心”这个词。我认为这显然是他们对自己应尽的责任缺乏责任感的表现。
记者：这不仅缺乏责任感，甚至可以说完全没有责任感，也没有丝毫的惋惜之情，可以说是一种全面的 irresponsibility，一种全面的漠不关心。
关于首尔市政府的态度，我认为追究责任当然很重要。 但是，如果首尔市政府现在不立即拿出防止此类事件再次发生的切实对策——虽然目前看来他们似乎正如此行事，而且今后似乎也会继续这样——但如果他们真的始终不提出对策，我认为任何人提出防止此类事件再次发生的对策都是正确的。 那么，在防止此类事件再次发生的各项切实可行的方案中，您认为哪些措施最为必要呢？
李联合指挥中心主任：说到防止此类事件再次发生的对策……地方政府、警方、消防、医疗系统、急救系统……在整个政府层面，这些都是必要的。
我并非这些具体政策的专家，因此难以就此发表详细意见， 但我认为，要制定防止悲剧重演的对策，归根结底必须弄清楚：当晚哪些环节没有正常运作、哪里出了问题；为何会做出不制定人群管控措施的决定；是谁做出了这一决定；以及促使这一决定产生的系统机制究竟是如何运作的。 但要做到这一点，如果不查明真相，就无法知道当天哪些人为何做出了哪些决定；而如果不了解这一点，实际上就无法准确知道该从哪些方面进行彻底改革。当然，惨剧发生后，人们会保持警惕，所以接下来的几年里可能不会再发生事故。 但是，如果真相得不到查明，当天哪些决定是错误的也未能明确揭示，那么我认为，等政权更迭一两次后，当警惕性再次松懈时，就无法保证不会再次做出类似的决定。因此，虽然完善防止此类事件重演的制度很重要， 实际上，以何种心态来运作这些制度更为关键。防止事故重演不仅需要制度，更需要公务员组织时刻将安全与生命置于首位，做出相应的决策——而这些并非仅靠法律就能迅速改变的。 因此，我认为只有仔细审查公务员组织在制定决策时究竟以什么为优先考量，才能真正实现防止再次发生。为此，我认为最重要的是查明真相，这一点我必须强调。
记者：是的，那么就必须查明真相，只有弄清楚到底发生了什么，才能根据查明的事实制定相应的对策……但事实上，目前许多媒体并没有对这一事件给予应有的关注。
虽然我并不太想用这个词，但事实上，韩国媒体——或者说绝大多数媒体——未能履行应尽职责，这已经不是一两天的事，甚至不是一两年内才出现的情况了。 关于这些媒体，在报道态度等方面，哪些方面存在最大的问题？对于媒体报道等内容，您是否有不满或问题意识？如果有，具体是怎样的？能否请您就此谈一谈？
李联合情况室主任：不仅是梨泰院惨案，无论是任何灾难或惨案，还是社会上发生令人痛心或震惊的事件时，媒体的报道方式往往会过度聚焦于那些可能使事件显得格外耸人听闻的细节， 在拍摄照片时，也往往以极具煽动性的方式将镜头对准受害者及其家属。因此，与灾难发生的客观事实以及事件本身想要传达的信息相比，媒体往往更倾向于通过一张照片，或者某条煽动性的标题， 似乎成了报道的重点；各家媒体往往不进行深度采访，不去探究事件发生的根源、事件的前因后果或其中蕴含的深层含义，而是像处理简短新闻一样草草了事，让事件被迅速消耗殆尽。 正因如此，事发已过去8个月的现在，这则报道本身已难觅踪影。尽管伊泰院惨案的真相调查甚至尚未正式开始，但媒体却已几乎不再讨论特别法等相关议题。 当社会发生重大惨案或重大事件时，人们往往期待媒体能深入挖掘其背景、社会结构性问题等，但如今在韩国媒体中，似乎很难再找到采用这种报道方式的媒体，这令人感到遗憾。
记者：是的……事实上，媒体在报道此类事件时，往往不着眼于事件的实质，而是倾向于聚焦于那些耸人听闻、肤浅的内容，以及能瞬间吸引眼球的东西，这种现象并非一两年才出现的问题，而是韩国媒体长期以来的一大顽疾……
李联合指挥中心主任：还有几个问题吗？
记者：还剩一个。
事实上，在听到人们对韩国媒体只关注那些能吸引眼球的新闻的批评时，我确实也进行了很多反思。
除了对之前提出的问题所作的回答外，如果您还有其他想补充的内容，请不限篇幅自由发表。
联合情况室主任：惨剧发生至今已超过250天，一周年纪念日已近在眼前。
尽管如此，遇难者家属们完全没有想到，在惨剧发生的一年内，真相查明工作竟会如此拖拖拉拉。
尽管《查明真相特别法》是一部旨在保障安全与生命的法律，但在国会却被视为政治斗争的法案，甚至未能得到妥善审议，这种情况实在令人痛心。 然而，正因为这是一部关乎我们生命与安全的法律，要求国会能更认真、更妥善地进行讨论，这固然需要遇难者家属的努力，但归根结底，若没有市民的关注与支持，这一切都无法实现。 恳请各位市民继续关注此事，促使国会挺身而出，通过制定这项特别法，查明梨泰院惨案的真相，并切实惩处责任人。也恳请媒体在今后剩余的特别法修订讨论过程中保持关注并进行报道。谢谢。
尹炳益 市民记者（本次采访是由该市民记者自行安排进行的。）
